周志宏：为高价彩礼“踩刹车”须协力同心

　　作者：周志宏 稿源：时评界 编辑：洪小兵

　　不久前，江西省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的举报公告冲上网络热搜，接受举报的范围是：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大余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向媒体介绍说，发布公告的初心是提倡移风易俗，反对高价彩礼，公告主要针对农村，如果有条件好的家庭给出高价彩礼，双方自愿的话，也是允许的。举报后不设惩罚措施，以劝解做思想工作为主。(中国青年报3月9日)

　　据报道，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就高价彩礼问题建言献策。一名来自华北地区农村的全国人大代表走访调研发现，农村彩礼有的10万元、有的18万元，有的甚至30万元，比较高。农民主要靠打工种地获得收入，根本承受不了10万元以上的彩礼负担。

　　有专家撰文表示，“当前的趋势是农村地区的彩礼水平高于城市，偏远地区农村的彩礼高于普通农村”。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女方好面子，觉得彩礼高，面子就大;有些女青年包括其父母觉得彩礼高些，婚后会增加一些安全感;有的则是由于互相攀比导致高价彩礼愈演愈烈。站在婚姻的门槛外，一些女方家庭认为“彩礼是男方对女方的尊重，也是今后婚姻生活的保障金”;有些待嫁女青年也处于“两头难”的被动状态，明知男方家庭本就负担着买房等开支，拿出数万元彩礼并不容易，但又不好轻易忤逆父母的心意，对父母的那句“是为你好”很无力;有的人在媒人的推波助澜下出现攀比心理，不止农村高于城区，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还有的。以女青年的学历工作论彩礼高低，如此等等，对于农村适婚男性尤其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男性而言，高价彩礼已经构成婚姻的“不可承受之重”。

　　整治高价彩礼并非易事。因为婚俗作为礼俗不能用法律去规范，只能通过倡议与宣传，让大众从心理上认识高价彩礼的不正当性;因为过多限制可能会侵犯公民自由，而非强制性措施而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遏制。

　　为高价彩礼“踩刹车”，须协力同心。早在2019年，“高价彩礼”就被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提及“高价彩礼”。中央多部门近几年一直有相关“大动作”，各省份也在群策群力，对彩礼“限高”。去年5月，甘肃定西启动治理高价彩礼攻坚行动，给婚嫁礼金标出“不超过5万元”的指导价;今年2月，宁夏泾源出台文件，鼓励彩礼不高于6万元，倡导女婿赡养岳父母，人情礼金不高于200元。红头文件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正探索用柔性措施给高价彩礼“踩刹车”。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吴海鹰提交的《关于治理高价彩礼 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的提案》建议，相关部门要开展专题调研，为精准治理提供依据;指导基层自治组织在村规民约中加入“限高”规定，提出具体约束性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地方性法规。不妨尝试制订村规民约，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并消除高价彩礼等不良习俗，“把‘低彩礼’落到实处”，在推行“低彩礼”的基础上，提倡“零彩礼”。令人欣喜的是，如今，很多地方的家长正逐步转变对子女婚嫁彩礼的态度，女方家长只因男方未满足其彩礼要求就阻拦婚事的情况变少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遏制高价彩礼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适度的彩礼是必要的。所谓“适度”，就是不能超过全国人均年收入，不能超过男方的承受能力。

　　为高价彩礼“踩刹车”，还须加大中西部地区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投入力度，解除嫁女后顾之忧;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维护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建立健全移风易俗长效机制总结推广各地婚俗改革试点经验，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并在移风易俗中发挥骨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