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骚扰男作家 究竟谁是伤害之源?

　　作者：宋祖礼  稿源：时评界   编辑：洪小兵

　　当事实尚不清楚时，无论围观者站在哪一边，都有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可能——不以事实为依据的站队，本身就是流氓行径。这一点，在这个焦点事件上体现得最为露骨，也最为典型。

　　有人说，在一个名人身上挖掘一件过去七年之久的事情，很难排除其“蹭热点”的嫌疑。但是当“炒作”、“营销”这样的字眼被轻易提及，无形中，性侵、猥亵这一社会阴暗面的危害就被忽略了。

　　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假如孩子遭遇性侵害，仅有32.54%的家长能确定可以从孩子言行中识别;而假如发现孩子被性侵，仍有15%的家长选择不报警。

　　对自己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受害者常常更加讳莫如深。他们往往只会在性侵类案件爆发的契机中才会讲出自己的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时机中，他们需承担的社会压力是相对最小的。这也是每有重大猥亵案件发生时，我们就会看到类似案件“爆发式增长”的原因——不是坏人变多了，而是一直以来，坏人都在被包庇。而包庇的方式，有时是无情的道德枷锁，有时，仅仅是一个以妄加猜测为依据的站队。

　　看到这一点以后，果断站队所谓“弱势群体”是不是就先天正确了呢?事实上也有不少人表示，男作家勇敢爆料的做法，是赌上了自己的前途命运，殊死一搏。但是这个时候就开始对郭喊打喊杀是不是也太早了一点?

　　“老师因强奸遭开除 46年后女学生作证是诬告”这条新闻言犹在耳，年过古稀的老人背负了大半生强奸罪的恶名，而其被公众“定罪”的理由多少离不开“女生敢说出来，他就肯定不干净”这样的道德推论。

　　一个风言风语式的有罪推定已经让一个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我们在站队的时候，是否也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会不会成为“道德碰瓷”的帮凶?

　　动机合理不意味着事实成立，何况你看到的“动机”还是未经佐证的集体想象。将欲加之罪发展到极致的解读中，还有一例最为令人痛恨者，不惜将当事人的性取向、乃至与此事完全无关的往事牵强附会地拉扯出来，大有将其视作“罪证”的倾向。

　　且不说将完全无关的人捅上热搜会对其造成多少新的误解和伤害，唇枪舌剑之中将同性恋歧视诉诸键盘，更以群体的形式对一群无声的路人输出了“成吨”伤害。可悲的是，对于这种“误伤”，受害者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

　　也许参与这些伤害的所有人都认为自己不是故意的，但是这改变不了群体伤害已经酿成的结果。义愤填膺，不是行凶的理由，但是廉价的情绪，往往让一个好人，活生生被裹挟成了洪水猛兽。

　　新周刊在2010年出过一期封面，叫“围观改变中国”，在此之后，“吃瓜群众”一次次用舆情佐证着围观创造的巨大力量。如今，我们已不再质疑“围观能改变中国”这一现实，但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这里的“改变”是变得更好还是变的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