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跃进:南山巍巍----《钟南山传》读后感
[导读] 这次肇始于武汉的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首发何时?首位患者何人?首发地何处?现在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公开的材料看,武汉健康委1月5号官网通报这样说:“病例最早发病时间...
作者:范跃进 稿源:时评界 编辑:洪小兵
2020年1月23日,庚子鼠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每年一度的春运大潮:亿万人的大迁徙、大流动也进入了高峰期。1月23日凌晨2时,武汉市政府发布通告,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武汉封城,史无前例,举世震惊!值此,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的严峻形势才为公众所知晓。而此时,武汉这座“九省通衢”的大都市,随着春运大潮,已有500万人流向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随后,国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5日,大年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疫情防控亲自做出布署;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始从武汉撤侨,美联航等航空公司飞往中国国际航班陆续停飞………武汉告急!湖北告急!中国告急!世界告急!病毒和人类的又一场鏖战全面展开!
这次肇始于武汉的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首发何时?首位患者何人?首发地何处?现在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公开的材料看,武汉健康委1月5号官网通报这样说:“病例最早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已经追踪到163名密切接触者并行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中。” 这说明,武汉市官方认为首发2019年12月12日。但首例何人没有公布,首发地开始说是海鲜市场,后来也没有肯定性结论。
2019年12月31日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派出专家组去武汉考察。这说明,此时此事已经发映到国家层面,并已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这个专家组经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疫情可控,可防,可治,不会人传人。据说,专家组公布这一结论不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专家组的组长,因被感染而住院隔离治疗。
根据公开报道,2020年1月6号至10号,武汉市“人大”“政协”两会胜利举行。面对民间的各种传闻,1月5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官方网站发布通报称:“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2020年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人大”“政协”两会胜利举行。1月16日,疫情日益严重,并且已经证明有人传人的情况发生,武汉健康委副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仍然说: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2020年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4万家庭的万人宴会,热闹开席。“1月21日,2020年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圆满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等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一同到场观看了演出。整台演出节目编排新颖、衔接流畅紧凑、舞台恢弘大气、表演精彩纷呈,……营造出喜庆、欢快、奋进的良好节日氛围,演出得到省领导的充分肯定,也得到现场观众的广泛好评。”
我绝不相信武汉市、湖北省的官员会有意隐瞒疫情!但是,从武汉市、湖北省组织的这些活动看,直到封城前,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没有高度重视则必无周密准备。"人不传人,可控可防”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轻视与无能”,将歌舞升平瞬间就变为哀鸿遍地!
面对这场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对这场中华民族与病毒的生死搏斗,像2003年初那场突如其来的SARS一样,又是钟南山院士挺身而出,带领李兰娟院士等一批勇士,逆行冲向疫区。他们将实情上报中央,将真像公诸于世,向公众鸣响疫情的警笛,并以科学为武器展开了和病毒的生死搏斗。钟南山院士1月18日奔赴武汉疫区途中在高铁餐车上休息的照片,令数以亿计的国人为之动容。钟南山院士坚定的忠告:“现在可以肯定存在人传人,同时医务人员也有传染,大家要提高警惕,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也不要出武汉。”震惊了华夏大地,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钟南山院士在这民族危难的关头被任命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科技部“新型冠状病毒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组组长”……历史再次重演,亿万人的生命与命运与钟南山又一次连在了一起。一个多月来,钟南山的行踪万众瞩目,钟南山话国民都认真倾听,钟南山成了最大的网红,钟南山的名字已成为中国全民抗击疫情的信心!决心!号角!精神力量!
只要钟南山在,公众就放心!只要钟南山说,公众就听!只要钟南山定的事,公众就做! 钟南山现象成为一个谜!为什么公众不信有关机构的发布,而信钟南山?泱泱大国十四亿之众,钟南山何以成为“南山巍巍护中华”的英雄?钟南山之谜的形成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闭门避疫,闲来无事,我找来叶依女士2010年3月出版的《钟南山传》,进行细致的研读,力图对这些问题找出个头绪。读完《钟南山传》我感到有了一些头绪。在目前知识分子道德学术失范频现,学术界饱受争议的背景下,钟南山院士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学界和公众,在公众的心目中,他代表了正直与气节,无私与担当,科学与权威,仁心与大爱!他才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家的代表!
正直与气节。气节是中国文人的魂。中国知识分子起码应该是正直的人、有气节的人。正直与气节首先表现为,敢于直言,敢讲真话,不惧权威。钟南山说:“以人为本,起码要从讲真话开始。就像我们医生,对病人讲真话,才能让人信任你。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2003年发生非典时,中国疾病防治控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洪涛院士,经过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仔细观察,发现病人肺组织中存有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于2003年2月18日宣布:“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而钟南山院士,根据自己临床的观察和科学研究,坚持非典病原体是病毒!钟南山牵头的联合攻关组宣布:这根本不是衣原体感染,而是一种罕见的新型病毒。这种病毒,传染性极强!洪涛院士即是大科学家,又是国家主管部门的学术负责人,而正是钟南山尊重科学,不惧权威的坚持,才把全国抗击非典拉向正确的方向。
钟南山院士后来回忆说的如此轻描淡写:“2003年1月28号,有关权威部门到广州,要求我们纠正错误的看法,提出这次(疫情)病原是衣原体。我们很奇怪,衣原体很好治,不可能这么难治,治疗以后好得快,不会传染那么快,所以我就不太同意。后来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获得了成功”。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确说:如果这次抗击非典没有钟南山院士,结果可能就不会是这样。
不仅如此,钟南山的正直后来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2003年4月3日,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部长张文康说: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北京工作、旅游是安全的。他并表示戴不戴口罩都安全。 2003年4月10日,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钟南山院士受邀出席,当时中外记者云集,针对大家关心的非典疫情,钟南山针对卫生部“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说法,再一次直言且语惊众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病源,又不知道它怎么传播的,又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又没有针对性的预防,你怎么能说它是控制了呢?”
4月13日,中国决定将SARS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4月14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防治“非典”情况;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采取了包括人事任免在内的各种紧急措施应对“非典”;4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式警告,瞒报少报疫情的地方官员将面临严厉处分;4月20日,中央政府召开记者会,宣布北京市政府瞒报疫情真相,实际病例从37例增至339例;几小时后,中央宣布免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职务,并提名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正是钟南山不畏权威,坚持正义的品格,拉开了中国抗击非典的大幕!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讲究“养浩然之正气”。历史上这类故事不胜枚举。如《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大臣赵盾的堂弟赵穿弑其君晋灵公,太史董狐记录“赵盾弑其君”,面对赵盾的辩解,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并宣示朝臣,以示笔伐,孔子称为“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齐大夫崔杼因齐庄公与其妻私通,乘间杀庄公。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之,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如实书写,也被杀。第三个弟弟依然不变,崔杼无奈才放弃,而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则听说史官都被杀了,便拿起竹简去准备继续书写,直到听说太史第三个弟弟没死并且直书才返回。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浩然之正气!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历史记载,东汉京都洛阳令董宣,因为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仆人仗势杀人,董宣不畏强豪,当着湖阳公主的面将之斩杀,得罪了皇帝姐姐。刘秀为了下台,让董宣给湖阳公主叩首谢罪,董宣两手据地,死不肯俯,被刘秀称为“强项令”而闻名天下。明代大学问家思想家方孝孺,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并未得到重用,但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建文帝的皇位后,命其草拟即位诏书,遭方孝孺断然拒绝,朱棣大怒,"诛其十族"870人。方孝孺说:“士之可贵者,在气节,不在才智”。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追求风骨。明朝名臣于谦在《石灰吟》说:“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南宋末期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鲁迅先生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民国时期两个校长的故事也可见一斑。刘文典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1929年11月,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当时蒋介石获悉学潮之事后十分恼怒,于是经教育部下文传令,让安徽大学(当时在安庆)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刘文典亲到南京予以说明。刘文典对蒋介石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措辞极为愤懑,在出发去南京前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到南京后,刘文典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走进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见到刘文典,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他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骂:“蒋介石,你算个什么东西!”,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打了刘文典两个嘴巴。刘文典不甘示弱,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随即下令将其关进大牢。 北大校长蔡元培七次请辞北大校长,他在《不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有一段话:“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陶渊明 :“不为五斗米折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气节与豪迈。但不知从何时起(清朝的文字狱?五七年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这种气节与豪迈逐渐式微。“精致利己主义者”甚至已经失去了正直。说空话习以为常,说假话司空见惯,说违心的话心安理得,甚至“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也已不以为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知识分子正直、气节、豪气!民族复兴也是需要点血性的!钟南山的讲真话与不惧权威的气节,正是公众期盼的中国知识分子起码应该具备的品格。
无私与担当。无私不是说人不应该有私事,有私心,而是说,国家民族危难关头,知识分子是应该有点担当、有点牺牲精神的。2003非典初期,钟南山院士顶着各个方面的压力,将真像公布于众,以67岁的年龄,冲上抗击非典第一线,言无人敢言之言,担无人敢担之责,这是要有点担当精神的。sars过后,有记者采访时问他,当时何以如此大胆,钟南山平静地回答:“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明哲保身。
2003年3月初,非典进入最严酷的时期,3月17日,广东全省累计报告病例首次突破1000例,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倒下去,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也已经不堪重负。值此艰难时刻,钟南山挺身而出:“把所有的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是广东呼吸病专科研究所,不送这儿来送哪儿去?我应该承担,我应该负责。”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钟南山。
2020年,他已经84岁了,他又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长、科技部新型冠状病毒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组组长身份,担起了抗击冠状病毒的千钧重担。一边说着“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一边带着团队义无反顾地奔赴武汉。我们看看从网上查到的日程:1月18日,星期六,从广州赶往武汉,晚上11点到达住处,听取武汉方面的情况,1月19日,星期天,在武汉考察疫情,再从武汉赶往北京,睡觉时已是凌晨两点,1月20日,星期一,在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新闻发布会、媒体直播连线……1月21日,星期二,从北京赶回广州,16点他又出现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发布会现场。在民族的危难关头,他一个耄耋老人,好像一个勇士,永远不知疲倦。
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无疑,钟南山院士是中国的脊梁!那么我们这些数以亿计的知识分子呢?我们是“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取义的人”?我想我自己大概也应该归于“利己主义”之类。面对钟南山现象,我想我们知识分子是否每人都应该扪心自问之、反思之:我们能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
科学与权威。人们对大自然许多不解之谜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意愿,是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钟南山院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好奇心与探索意愿的科学家。
我们先看看《钟南山传》记录的他留学英国时的故事。1979年10月,在43岁生日当天,钟南山远赴英国,开始为期两年的进修。到英国后,他的英国导师告诉他,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被承认,钟南山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参观实验,并且只能允许他待8个月。”钟南山原本兴奋的心情被当头浇了盆冷水,钟南山院士后来说:“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心想祖国科技落后,我一定要争口气。”根据英国导师研究的方向,钟南山决定进行“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研究,为了取得第一手数据,他拿自己做试验,他让护士帮他抽血,前后抽了800多cc血。为了获取“吸烟(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数据,他猛吸一氧化碳,冒着生命危险让自己血液中一氧化碳含量达到22%,相当于一个人连抽60多支香烟。他的研究,最终不仅证实了导师的演算公式,还发现了其推导的不完性。他的导师弗兰里教授在1981年6月写给中国驻英大使馆的信中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来未遇见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无济于事’。”钟南山院士就是一个好不怯懦的勇士。
钟南山院士永远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探索者。”。钟南山院士经常对他的团队成员说:医者就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把对比的目光瞄准世界,做出世界最前沿的水平;“立地”就是接地气,把老百姓看得起病、用得起药、治疗效果好且安全作为评判医者服务的标准。“非典疫情过去后,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在京组织部分院士座谈非典,钟南山应邀出席,他在会上发言说:“我现在还有很多问号,想从临床的角度提出5个问题,和各位同行一起探讨。”“疫情的源头是否是野生动物?潜伏期和康复后是否具有传染性?激活了什么细胞引起过激反应?特异性诊断标准是什么?皮质激素的正确用法是什么?”我认为,正是因为钟南山院士的“顶天立地”,才使他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真正的“权威”!
在记者对院士的采访中,他曾多次谈及父亲的对他献身医学科学事业的影响。他的父亲钟世藩钟南山的父亲叫钟世藩出生于清末1901年,从小就失去父母,9岁时被人带到上海,给一户人家做仆人。寄人篱下的钟世藩,一边给人家做工,一边异常刻苦地学习,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协和医科大学。1930年,钟世藩从协和毕业,又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学习,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钟世藩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广州中央医院院长,获聘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钟世藩先生,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1960年代的中山医学院,拥有当时中国医学界赫赫有名的“八大金刚”,占到全国医学一级教授的近1/4,钟世藩,就是这八位国家一级教授中的其中一位。钟世藩,也是我国著名的病毒学专家,上世纪50年代,创办了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是我国最早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身体有病,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仍将病毒实验搬到家中观察。 钟世藩说:那些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对待科学研究工作不会计较时间、条件和报酬。
钟南山一生都在践行了父亲的这一要求。他对待科学研究也从不计较“时间、条件和报酬”。钟南山曾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我们这里团结了一群‘傻瓜’,其中一些人遇到外面有高薪聘请的机会不去,而是选择留下来。他们不比谁的收入高,而是比谁的学术贡献大、比谁的临床做得好。正是因为这群人,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有资料说,中国有2000万知识分子,具体人数我不得而知,但从网上搜索可知,有院士、长江、杰青、突贡、国贴、泰山、珠江……等各类帽子的大家,就有成千上万之多。有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教授级高工、高工等等头衔的恐怕要数以百万计。在这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人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出于“对大自然不解之谜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意愿”来从事研究?到底有多少人是不计“时间、条件和报酬”来搞学术?到底有多少人在认认真真做学问,认认真真搞研究,认认真真做学术?我也不的而知。
社科院2018版《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8》梳理了近20年来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64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报告》公开点名的既有普通的高校教师,也有知名院校的系主任、院长、副校长、校长。对此,有媒体评论“学术不端已渗透学术界各层级”。
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说中央党校李海光教授把学界的现状,称之为“学术江湖”。他说:“学术江湖经营的是噱头学术,干的是捞取虚名浮利的勾当。”“学术江湖的特征就是浆糊学术。鼓捣些似是而非的名堂,贴上学术的标签,包装炒作,欺世盗名。学术江湖的泛滥,是学界的悲哀,学人的不幸。但既然形成了江湖,就绝非一日之寒的事情。在这里,有社会腐败的影响,有急功近利的浮躁;有利益群体的垄断,有行政权力的干预;有学术标准的混乱,有学界道德的缺失……”。
我认为,学界出现的诸多问题,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学人的屁股上。各级行政部门不科学的学术评价、人才评价、各类职称评定、各类“帽子”评审,甚至整个评价体制体系的设计,也是导致有些学人道德及学术失范的关键因素之一。“上有所好,下必从焉”,评价的扭曲虽不好说它“逼良为娼”,但它肯定是制造学术垃圾重要推力。习近平总书记批评的“五唯”,不仅仅是警示学人的,而更是批评评价者的,因为就学人来说,读书拿学位是顺理成章之事,研究成果也终究是要用论文公之于众的。当然,正如李海光教授所说 :“其流弊任其蔓延,大坏学风,学将不学矣!有鉴于此,学界不可不自警,学人不可不自律。”
学人何以自警自律?“悠然见南山”,则知达途矣!
仁心与大爱。钟南山院士最令我敬佩的是他的济世情怀。小时候小学课本上的周恩来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老师:“请问大家为什么而读书?” 有的说:“为明理而读书。” 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 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 而12岁的周恩来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从《钟南山传》中读出了钟南山院士的济世情怀,他是为“天下苍生而读书”的!
宋代大政治家、文学家,我的本家前辈范仲淹,年轻时立了一个座右铭:“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有人问他,为什么以此为座右铭?他说:天下职业,唯有宰相和医生可以济世救人。宰相可以帮助普天下的人,医生是救得一个是一个。后来,范仲淹出将入相,他的这句“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和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成为无数读书人的追求。我想,钟南山院士如是也!
钟南山院士说:“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不能有任何折扣,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必须具备这个品德。”钟南山有一句名言:“看病只看病情,不看背景”。他还有著名的“三个一样”:“高干、平民,有钱、无钱,城市、农村,一样的热情耐心,一样的无微不至,一样的负责到底。”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国无国士何为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国士”,钟南山院士是真正的“国士”,中国的学人皆如钟南山,则中国不强难矣!
2020年1月23日,庚子鼠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每年一度的春运大潮:亿万人的大迁徙、大流动也进入了高峰期。1月23日凌晨2时,武汉市政府发布通告,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武汉封城,史无前例,举世震惊!值此,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的严峻形势才为公众所知晓。而此时,武汉这座“九省通衢”的大都市,随着春运大潮,已有500万人流向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随后,国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5日,大年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疫情防控亲自做出布署;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始从武汉撤侨,美联航等航空公司飞往中国国际航班陆续停飞………武汉告急!湖北告急!中国告急!世界告急!病毒和人类的又一场鏖战全面展开!
这次肇始于武汉的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首发何时?首位患者何人?首发地何处?现在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公开的材料看,武汉健康委1月5号官网通报这样说:“病例最早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已经追踪到163名密切接触者并行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中。” 这说明,武汉市官方认为首发2019年12月12日。但首例何人没有公布,首发地开始说是海鲜市场,后来也没有肯定性结论。
2019年12月31日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派出专家组去武汉考察。这说明,此时此事已经发映到国家层面,并已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这个专家组经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疫情可控,可防,可治,不会人传人。据说,专家组公布这一结论不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专家组的组长,因被感染而住院隔离治疗。
根据公开报道,2020年1月6号至10号,武汉市“人大”“政协”两会胜利举行。面对民间的各种传闻,1月5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官方网站发布通报称:“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2020年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人大”“政协”两会胜利举行。1月16日,疫情日益严重,并且已经证明有人传人的情况发生,武汉健康委副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仍然说: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2020年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4万家庭的万人宴会,热闹开席。“1月21日,2020年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圆满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等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一同到场观看了演出。整台演出节目编排新颖、衔接流畅紧凑、舞台恢弘大气、表演精彩纷呈,……营造出喜庆、欢快、奋进的良好节日氛围,演出得到省领导的充分肯定,也得到现场观众的广泛好评。”
我绝不相信武汉市、湖北省的官员会有意隐瞒疫情!但是,从武汉市、湖北省组织的这些活动看,直到封城前,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没有高度重视则必无周密准备。"人不传人,可控可防”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轻视与无能”,将歌舞升平瞬间就变为哀鸿遍地!
面对这场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对这场中华民族与病毒的生死搏斗,像2003年初那场突如其来的SARS一样,又是钟南山院士挺身而出,带领李兰娟院士等一批勇士,逆行冲向疫区。他们将实情上报中央,将真像公诸于世,向公众鸣响疫情的警笛,并以科学为武器展开了和病毒的生死搏斗。钟南山院士1月18日奔赴武汉疫区途中在高铁餐车上休息的照片,令数以亿计的国人为之动容。钟南山院士坚定的忠告:“现在可以肯定存在人传人,同时医务人员也有传染,大家要提高警惕,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也不要出武汉。”震惊了华夏大地,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钟南山院士在这民族危难的关头被任命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科技部“新型冠状病毒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组组长”……历史再次重演,亿万人的生命与命运与钟南山又一次连在了一起。一个多月来,钟南山的行踪万众瞩目,钟南山话国民都认真倾听,钟南山成了最大的网红,钟南山的名字已成为中国全民抗击疫情的信心!决心!号角!精神力量!
只要钟南山在,公众就放心!只要钟南山说,公众就听!只要钟南山定的事,公众就做! 钟南山现象成为一个谜!为什么公众不信有关机构的发布,而信钟南山?泱泱大国十四亿之众,钟南山何以成为“南山巍巍护中华”的英雄?钟南山之谜的形成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闭门避疫,闲来无事,我找来叶依女士2010年3月出版的《钟南山传》,进行细致的研读,力图对这些问题找出个头绪。读完《钟南山传》我感到有了一些头绪。在目前知识分子道德学术失范频现,学术界饱受争议的背景下,钟南山院士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学界和公众,在公众的心目中,他代表了正直与气节,无私与担当,科学与权威,仁心与大爱!他才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家的代表!
正直与气节。气节是中国文人的魂。中国知识分子起码应该是正直的人、有气节的人。正直与气节首先表现为,敢于直言,敢讲真话,不惧权威。钟南山说:“以人为本,起码要从讲真话开始。就像我们医生,对病人讲真话,才能让人信任你。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2003年发生非典时,中国疾病防治控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洪涛院士,经过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仔细观察,发现病人肺组织中存有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于2003年2月18日宣布:“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而钟南山院士,根据自己临床的观察和科学研究,坚持非典病原体是病毒!钟南山牵头的联合攻关组宣布:这根本不是衣原体感染,而是一种罕见的新型病毒。这种病毒,传染性极强!洪涛院士即是大科学家,又是国家主管部门的学术负责人,而正是钟南山尊重科学,不惧权威的坚持,才把全国抗击非典拉向正确的方向。
钟南山院士后来回忆说的如此轻描淡写:“2003年1月28号,有关权威部门到广州,要求我们纠正错误的看法,提出这次(疫情)病原是衣原体。我们很奇怪,衣原体很好治,不可能这么难治,治疗以后好得快,不会传染那么快,所以我就不太同意。后来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获得了成功”。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确说:如果这次抗击非典没有钟南山院士,结果可能就不会是这样。
不仅如此,钟南山的正直后来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2003年4月3日,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部长张文康说: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北京工作、旅游是安全的。他并表示戴不戴口罩都安全。 2003年4月10日,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钟南山院士受邀出席,当时中外记者云集,针对大家关心的非典疫情,钟南山针对卫生部“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说法,再一次直言且语惊众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病源,又不知道它怎么传播的,又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又没有针对性的预防,你怎么能说它是控制了呢?”
4月13日,中国决定将SARS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4月14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防治“非典”情况;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采取了包括人事任免在内的各种紧急措施应对“非典”;4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式警告,瞒报少报疫情的地方官员将面临严厉处分;4月20日,中央政府召开记者会,宣布北京市政府瞒报疫情真相,实际病例从37例增至339例;几小时后,中央宣布免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职务,并提名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正是钟南山不畏权威,坚持正义的品格,拉开了中国抗击非典的大幕!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讲究“养浩然之正气”。历史上这类故事不胜枚举。如《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大臣赵盾的堂弟赵穿弑其君晋灵公,太史董狐记录“赵盾弑其君”,面对赵盾的辩解,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并宣示朝臣,以示笔伐,孔子称为“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齐大夫崔杼因齐庄公与其妻私通,乘间杀庄公。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之,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如实书写,也被杀。第三个弟弟依然不变,崔杼无奈才放弃,而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则听说史官都被杀了,便拿起竹简去准备继续书写,直到听说太史第三个弟弟没死并且直书才返回。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浩然之正气!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历史记载,东汉京都洛阳令董宣,因为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仆人仗势杀人,董宣不畏强豪,当着湖阳公主的面将之斩杀,得罪了皇帝姐姐。刘秀为了下台,让董宣给湖阳公主叩首谢罪,董宣两手据地,死不肯俯,被刘秀称为“强项令”而闻名天下。明代大学问家思想家方孝孺,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并未得到重用,但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建文帝的皇位后,命其草拟即位诏书,遭方孝孺断然拒绝,朱棣大怒,"诛其十族"870人。方孝孺说:“士之可贵者,在气节,不在才智”。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追求风骨。明朝名臣于谦在《石灰吟》说:“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南宋末期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鲁迅先生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民国时期两个校长的故事也可见一斑。刘文典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1929年11月,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当时蒋介石获悉学潮之事后十分恼怒,于是经教育部下文传令,让安徽大学(当时在安庆)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刘文典亲到南京予以说明。刘文典对蒋介石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措辞极为愤懑,在出发去南京前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到南京后,刘文典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走进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见到刘文典,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他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骂:“蒋介石,你算个什么东西!”,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打了刘文典两个嘴巴。刘文典不甘示弱,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随即下令将其关进大牢。 北大校长蔡元培七次请辞北大校长,他在《不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有一段话:“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陶渊明 :“不为五斗米折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气节与豪迈。但不知从何时起(清朝的文字狱?五七年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这种气节与豪迈逐渐式微。“精致利己主义者”甚至已经失去了正直。说空话习以为常,说假话司空见惯,说违心的话心安理得,甚至“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也已不以为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知识分子正直、气节、豪气!民族复兴也是需要点血性的!钟南山的讲真话与不惧权威的气节,正是公众期盼的中国知识分子起码应该具备的品格。
无私与担当。无私不是说人不应该有私事,有私心,而是说,国家民族危难关头,知识分子是应该有点担当、有点牺牲精神的。2003非典初期,钟南山院士顶着各个方面的压力,将真像公布于众,以67岁的年龄,冲上抗击非典第一线,言无人敢言之言,担无人敢担之责,这是要有点担当精神的。sars过后,有记者采访时问他,当时何以如此大胆,钟南山平静地回答:“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明哲保身。
2003年3月初,非典进入最严酷的时期,3月17日,广东全省累计报告病例首次突破1000例,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倒下去,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也已经不堪重负。值此艰难时刻,钟南山挺身而出:“把所有的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是广东呼吸病专科研究所,不送这儿来送哪儿去?我应该承担,我应该负责。”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钟南山。
2020年,他已经84岁了,他又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长、科技部新型冠状病毒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组组长身份,担起了抗击冠状病毒的千钧重担。一边说着“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一边带着团队义无反顾地奔赴武汉。我们看看从网上查到的日程:1月18日,星期六,从广州赶往武汉,晚上11点到达住处,听取武汉方面的情况,1月19日,星期天,在武汉考察疫情,再从武汉赶往北京,睡觉时已是凌晨两点,1月20日,星期一,在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新闻发布会、媒体直播连线……1月21日,星期二,从北京赶回广州,16点他又出现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发布会现场。在民族的危难关头,他一个耄耋老人,好像一个勇士,永远不知疲倦。
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无疑,钟南山院士是中国的脊梁!那么我们这些数以亿计的知识分子呢?我们是“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取义的人”?我想我自己大概也应该归于“利己主义”之类。面对钟南山现象,我想我们知识分子是否每人都应该扪心自问之、反思之:我们能否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
科学与权威。人们对大自然许多不解之谜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意愿,是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钟南山院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好奇心与探索意愿的科学家。
我们先看看《钟南山传》记录的他留学英国时的故事。1979年10月,在43岁生日当天,钟南山远赴英国,开始为期两年的进修。到英国后,他的英国导师告诉他,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被承认,钟南山只能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参观实验,并且只能允许他待8个月。”钟南山原本兴奋的心情被当头浇了盆冷水,钟南山院士后来说:“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心想祖国科技落后,我一定要争口气。”根据英国导师研究的方向,钟南山决定进行“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研究,为了取得第一手数据,他拿自己做试验,他让护士帮他抽血,前后抽了800多cc血。为了获取“吸烟(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数据,他猛吸一氧化碳,冒着生命危险让自己血液中一氧化碳含量达到22%,相当于一个人连抽60多支香烟。他的研究,最终不仅证实了导师的演算公式,还发现了其推导的不完性。他的导师弗兰里教授在1981年6月写给中国驻英大使馆的信中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来未遇见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无济于事’。”钟南山院士就是一个好不怯懦的勇士。
钟南山院士永远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探索者。”。钟南山院士经常对他的团队成员说:医者就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把对比的目光瞄准世界,做出世界最前沿的水平;“立地”就是接地气,把老百姓看得起病、用得起药、治疗效果好且安全作为评判医者服务的标准。“非典疫情过去后,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在京组织部分院士座谈非典,钟南山应邀出席,他在会上发言说:“我现在还有很多问号,想从临床的角度提出5个问题,和各位同行一起探讨。”“疫情的源头是否是野生动物?潜伏期和康复后是否具有传染性?激活了什么细胞引起过激反应?特异性诊断标准是什么?皮质激素的正确用法是什么?”我认为,正是因为钟南山院士的“顶天立地”,才使他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真正的“权威”!
在记者对院士的采访中,他曾多次谈及父亲的对他献身医学科学事业的影响。他的父亲钟世藩钟南山的父亲叫钟世藩出生于清末1901年,从小就失去父母,9岁时被人带到上海,给一户人家做仆人。寄人篱下的钟世藩,一边给人家做工,一边异常刻苦地学习,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协和医科大学。1930年,钟世藩从协和毕业,又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学习,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钟世藩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广州中央医院院长,获聘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钟世藩先生,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1960年代的中山医学院,拥有当时中国医学界赫赫有名的“八大金刚”,占到全国医学一级教授的近1/4,钟世藩,就是这八位国家一级教授中的其中一位。钟世藩,也是我国著名的病毒学专家,上世纪50年代,创办了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是我国最早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身体有病,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仍将病毒实验搬到家中观察。 钟世藩说:那些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对待科学研究工作不会计较时间、条件和报酬。
钟南山一生都在践行了父亲的这一要求。他对待科学研究也从不计较“时间、条件和报酬”。钟南山曾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我们这里团结了一群‘傻瓜’,其中一些人遇到外面有高薪聘请的机会不去,而是选择留下来。他们不比谁的收入高,而是比谁的学术贡献大、比谁的临床做得好。正是因为这群人,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有资料说,中国有2000万知识分子,具体人数我不得而知,但从网上搜索可知,有院士、长江、杰青、突贡、国贴、泰山、珠江……等各类帽子的大家,就有成千上万之多。有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教授级高工、高工等等头衔的恐怕要数以百万计。在这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人中,到底有多少人是出于“对大自然不解之谜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意愿”来从事研究?到底有多少人是不计“时间、条件和报酬”来搞学术?到底有多少人在认认真真做学问,认认真真搞研究,认认真真做学术?我也不的而知。
社科院2018版《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8》梳理了近20年来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64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报告》公开点名的既有普通的高校教师,也有知名院校的系主任、院长、副校长、校长。对此,有媒体评论“学术不端已渗透学术界各层级”。
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说中央党校李海光教授把学界的现状,称之为“学术江湖”。他说:“学术江湖经营的是噱头学术,干的是捞取虚名浮利的勾当。”“学术江湖的特征就是浆糊学术。鼓捣些似是而非的名堂,贴上学术的标签,包装炒作,欺世盗名。学术江湖的泛滥,是学界的悲哀,学人的不幸。但既然形成了江湖,就绝非一日之寒的事情。在这里,有社会腐败的影响,有急功近利的浮躁;有利益群体的垄断,有行政权力的干预;有学术标准的混乱,有学界道德的缺失……”。
我认为,学界出现的诸多问题,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学人的屁股上。各级行政部门不科学的学术评价、人才评价、各类职称评定、各类“帽子”评审,甚至整个评价体制体系的设计,也是导致有些学人道德及学术失范的关键因素之一。“上有所好,下必从焉”,评价的扭曲虽不好说它“逼良为娼”,但它肯定是制造学术垃圾重要推力。习近平总书记批评的“五唯”,不仅仅是警示学人的,而更是批评评价者的,因为就学人来说,读书拿学位是顺理成章之事,研究成果也终究是要用论文公之于众的。当然,正如李海光教授所说 :“其流弊任其蔓延,大坏学风,学将不学矣!有鉴于此,学界不可不自警,学人不可不自律。”
学人何以自警自律?“悠然见南山”,则知达途矣!
仁心与大爱。钟南山院士最令我敬佩的是他的济世情怀。小时候小学课本上的周恩来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老师:“请问大家为什么而读书?” 有的说:“为明理而读书。” 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 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 而12岁的周恩来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从《钟南山传》中读出了钟南山院士的济世情怀,他是为“天下苍生而读书”的!
宋代大政治家、文学家,我的本家前辈范仲淹,年轻时立了一个座右铭:“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有人问他,为什么以此为座右铭?他说:天下职业,唯有宰相和医生可以济世救人。宰相可以帮助普天下的人,医生是救得一个是一个。后来,范仲淹出将入相,他的这句“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和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成为无数读书人的追求。我想,钟南山院士如是也!
钟南山院士说:“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不能有任何折扣,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必须具备这个品德。”钟南山有一句名言:“看病只看病情,不看背景”。他还有著名的“三个一样”:“高干、平民,有钱、无钱,城市、农村,一样的热情耐心,一样的无微不至,一样的负责到底。”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国无国士何为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国士”,钟南山院士是真正的“国士”,中国的学人皆如钟南山,则中国不强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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