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良：大学图书馆给了我读书写作的热情

　　作者：袁文良 稿源：时评界 编辑：洪小兵

　　上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学校的图书馆了，更确切地说是图书馆里的报刊阅览室。人的记忆真是奇妙，虽然大学毕业后先后回母校三次，发现大学里的图书馆已经翻盖了两次，可留在我记忆里的却是临毕业时的模样——一幢三层高的老式建筑，正门上方大大的“图书馆”三个字据说取自古代文人的墨迹。幸好当时的报刊阅览室位于图书馆的一楼，不用在冬日里穿着厚厚的棉衣棉鞋天天爬楼梯而去阅读了。

　　当时阅览室里的报刊很全，差不多囊括了各类中央级和全国各个省的省级报刊。进到阅览室，我先用二十来分钟浏览一下比较喜欢的几种青年类报纸，然后便浏览情有独钟的诗歌杂志，偶尔也到综合性文学杂志中涉猎并摘录一些名家的诗歌、美文及精彩片断。那时，我正迷恋写几句歪诗或几句生活感言，甚至分不清写诗写文和听课考试哪一个更重要，因为我经常在别的同学废寝忘食备考的关键时刻，把从心底冒出的想法一字字地写进笔记本，周末便坐在图书馆一角形成段落，然后投向报刊杂志。还别说，真的有一些变成了铅字，当收到稿费单时，虽然只有三块五块，但也引得同学们的赞羡。

　　当时，很多同学把图书馆当成自学、自习、写作业的好去处，我却觉得这样做着实是太浪费图书馆的资源了，因而每次前往都会带上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从有关的报刊杂志中抄录了许多自己认为是“好”的诗句和有关诗的评论文章，当时的我还真有一股要把诗写到底、当一名诗人的劲头。记得有一次学校团委举办了一次文学知识竞赛，其中有一道填空题是让填写“当代诗歌的创始人是 ”，当时的我不知是受哪根筋指使，竟调侃地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了答案的空白处，当时的我觉得我一定能把诗写到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天。

　　当时报刊阅览室足有200多平方米大小，四周摆满了放有报刊的大大书架，中央则是供阅读用的桌椅。当时很多学生习惯于占位置，椅子上虽然没坐人，但桌子上却摆了书本或笔纸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受同学之托帮忙占过座位。而我时常不习惯用座位，随便拿一本诗歌杂志或文学杂志，逮住自己喜爱的诗歌短文，就迫不及待地蹲在书架前，贪婪地读上两遍，遇有好的语句便以膝盖为桌，抄录在笔记本上。后来那位曾让我占过座位的同学关心地对我说：“你这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不累吗?”我抬头向他点头笑了笑，算是回答兼感谢了。

　　那时，图书馆成了我名符其实的第二课堂，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叫作“泡图书馆”。我觉得这个“泡”字的确形象地表述了我当时的心态和生存状态。泡，像是把一块海绵放进水里，不吸足水分不肯拿出来一样，更像是一条鱼在水下尽情地欢游并贪婪地汲取营养。对于当时发生在图书馆里的种种故事，我一向反应迟钝。毕业之后我才听说，当时有一些学生把图书馆当成了幽会的地点，尽管当时不如现在开放，打电话也不如现在方便，传呼、手机也未曾听说过，大学的“学生守则”中也明明白白地写有“不许谈恋爱”的字样，但处于恋爱季节的男女之情还是无法禁止的，“心里燃烧的爱情之火”也是无法熄灭的，彼此“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受更是无法阻拦的。恍然大悟之后，我想起记忆中一件已经模糊了的事情：一次我正在蹲在书架前抄着什么，坐在旁边桌子的一位男生站起来，绕过我敲了敲对面的桌角，对面的一个女生就在几分钟后便悄无声息地站起来，蹑手蹑脚地出去了……

　　而今，离开大学校园已经30余年，工作岗位也数次变动，而今已步入退休老干部行列，在大学图书馆时的一切都早已成为记忆中的历史，自己当时写诗的热情也随着青春的远去而变得偶尔翻阅一下文史古籍或写几句评论，也时常见于各种媒体。但蓦然回首，它们又放电影般栩栩如生地重现眼前，使我回忆起当年的那幢三楼高的图书馆，回忆起一楼的那个报刊阅览室，回忆起当时的我在那里浏览杂志、抄录好诗、记写文字的情景，是它给了我书香四溢的青春岁月，是它给了我持恒至今的写作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