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不是“杂音”

　　现今，杂文很不景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因很复杂。有一条，一些地方的官员，把杂文当“杂音”，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悖论?我以为，这要从杂文的历史和功能两方面来找原因。

　　从历史上看，以鲁迅杂文为典型，尽与政府唱反调、发“杂音”，不是冷嘲，便是热讽，甚至于掷“匕首”、“投枪”，搞得政府恨之入骨。好在这位旗手解放前就走了，解了国民党一大忧。

　　到了解放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当然得吸取教训，引导和管控好舆论，也因此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革了文化的命。首当其冲的就是写杂文的吴晗、邓拓、廖沫沙，还有一大批文人，特别是右派。

　　文革后，文化的春天来到了。紧跟“伤痕文学”以后，杂文也跟到火了一把，我就是那个时候写了几篇杂文，被范国华、刘集贤发现，编了几年《杂文月报》(后改为《重庆杂文》)。后来，拨乱反正，骄枉过正，杂文也就重复了老命运，没得几个当权者喜欢他，总认为杂文就是“骚言杂语”，大多杂文作者被称为“杂家”，得不到信任，只能利用不得重用。为啥，你一天到晚怀着“阴暗心理”、逆反心理，专门发现问题，解剖问题，还批评这个，讽剌那个，谁喜欢你，惟恐避之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作者自以为聪明，就是难得糊涂，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杂家”们只得自我解嘲，“咱是秉笔直书、遵命而作。”

　　改革近40年，除“春天”以后，杂文再也没来过“第二春”。无论是反自由化，还是倡主旋律，无论是反腐败，还是传递正能量……从上到下，都没人号召拿起杂文的“匕首”、“投枪”，也没人说现在该杂文上场了。反倒有人提醒，不要发“杂音”。

　　倒是我们自己，生怕别人把我们搞忘了，不是主动要做中国梦，就是我们也要正能量。君不见，许多杂文家不甘落伍，竭力表白：咱家不是“杂皮”， 杂文不是“杂音”，咱是“高级牢骚”，咱不是负面言论，是“负负得正”，本身就是正能量。

　　道理也摆得上桌。

　　吾以为，有以下几条：

　　这个社会是深刻变革的时代，不仅需要主流声音，更需要发出不同声音。体制转型、观念碰撞，需要对话、需要交锋，需要不同意见的讨论，杂文不随波逐流，发独家之言，对执政者有醒脑提神之效，于执政兴国大有益处。当然，这种独家之言，不是发牢骚、泄私愤，更不是别有用心的诋毁，不负责任的造谣。当是独具慧眼的真知灼见、发自肺腑的诤言实话。当年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魏徵所上《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他曾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治世名言，曾谏二百余事，为太宗所采讷。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杂文作家当向魏徵学习。

　　杂文虽然杂，但那是杂花树，杂而多彩，杂而有序。杂是一种生态，杂是一种常态。无杂不世界。自然界是绝对纯的么?不是。排斥杂，就是排除生物的多样性、层次性、生动性。从某个意义上说，一个文明社会，是在文化多样性中成长的，杂与纯构成了文化的繁盛、共生共存。所以，杂文在新时期的文化百花园中，应有一席之地。对杂文的包容，体现了舆论的开放、学术的民主，体现了执政者的气度、开明的胸襟。

　　杂文是真正的正能量。负负得正。是一个哲学原理。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不少官员总是强调要凝聚正能量，多帮忙少添乱，多奏主旋律，不要发杂音。这从总体上说是对的。但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杂音”?这里，值得一辩。

　　从杂文的内容上看，杂文的议论范围上至远古，下至当代，高至政治，低至民生，方方面面、无所不包。从手法上看，既有“匕首”、“投枪”，也有劝诫、提醒，既有当头棒喝，又有和风细雨。不少好的杂文，让腐败份子大汗淋漓、惊吓不已;让官员深长思之、触及灵魂;让读者拍手称快、大声喝采。当一个社会已是物欲横流、拜金盛行之际，社会竭力呼唤正能量，杂文就应主动出击、勇猛进击。扶正驱邪、抑恶扬善，不是传递正能量?

　　可以试想：如果没有激浊扬清、革故顶新的杂文，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呼吁这个社会宽容杂文、善待杂文、鼓励杂文，不要把杂文打入另册，置入冷宫。在传递正能量中，杂文就是正能量!

　　作者：丁华乾
　　稿源：时评界
　　编辑：时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