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喜林：父亲和我叔的兄弟情

　　作者：郭喜林 稿源：时评界 编辑：洪小兵

　　叔父和我第一个婶婶离婚之后，婶子也把女儿带走了。后来，由于婶子养活不了女儿，没和我叔商量就把女儿给了离东土河村十华里的蓄粮掌村。婶子这样做，我叔十分生气，他孤身一人，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父亲1942年2月参加革命后，在士敏县端氏镇从事地下工作。1943年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忍饥挨饿的季节。父亲从端氏镇回家探望老母亲的路上，在晋城北义城的路上只见前面一个女人领着一个男孩在艰难中行走，孩子走路一摇一晃，像是走不动了。父亲想，肯定是饿得受不了了。于是加快脚步上前询问，那位女人说，自己是孩子的母亲，丈夫因病去世，婆家人把她们娘俩撵出来了，现在走投无路，无家可归，只能乞讨为生。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之后，父亲就试探着问孩子的母亲：“那我帮你找个人家，行不行?”孩子的母亲说：“只要人品好，只要人家对孩子好，不嫌弃我们娘俩就行。”父亲对孩子的母亲说：“我给你介绍的人，是我亲弟弟，是你靠得住的人。长得比我高一些，挺精干的小伙子。但他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有个女儿被她的母亲给了别人。我弟弟现在是单身一人。”孩子的母亲说：“见见人再说吧。”

　　于是，父亲把娘俩安排在了一个地下交通站的人家，让他们娘俩有吃住的地方，让他们娘俩在这里等两三天，在这里住几天是安全的，不用担心。

　　就这样，父亲回到东土河村赶紧回家看望老娘，并在村里找到我叔，把父亲在路上遇到的情况给我叔说了一下。父亲给我叔说，放心吧，人是好人，人家带着一个小男孩今年7岁了，孩子的母亲是个能撑得起家的女人，说话很稳重，懂事理。不嫌弃的话，我带你去见见人家。见面之后如果认为可以，那就能成为一家人;如果双方都不满意，那就各奔东西。

　　父亲说，没想到我叔见面之后说可以。那我父亲就去征求对方的意见，结果也是同意。就这样，父亲让地下交通站代父亲又请了两三天假，父亲就和我叔带着我未来的婶母大人与我的那位哥哥一起回到了东土河村，并让我叔和我婶在当地解放区领了结婚证。

　　因为我婶子没种过地，不会干农活，我父亲给了我叔一些钱，让他们领着孩子到晋城县城租赁一个小房子，我叔在县城大街上摆起了修鞋摊，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春夏秋冬，叔叔婶婶让我那个可爱的哥哥长大成人，并在晋城火电厂参加了工作。而且，我叔和我婶又有了一女一子，五口之家的日子虽然过得比较拮据，但也算苦中有乐。

　　父亲说，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到河南沁阳搞地下工作之后，顾不了家里的老娘，只能靠我母亲和我叔我婶，还有我三伯三娘。

　　父亲说，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新乡地区工作才有能力在经济上帮助家里的老娘和弟兄们。但是，父亲1957年打成右派带着全家人回老家劳动改造之后，我叔和我婶却时常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渡过了生活上的难关。由于我大伯在抗日战争中已经牺牲，二伯病逝早亡，三伯不怎么关心小弟兄们的事，父亲只能和我叔相依为命，不管大事小事都能相互商量，并相互帮助。

　　父亲的冤案于1978年得到平反之后，1979年11月13日全家人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新乡安家。我叔1981年秋冬之际来新乡看望我我们，兄弟俩彻夜长谈，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1982年春夏之交，父亲听说我叔被检查出胰腺癌要动手术，就立即从新乡赶回晋城联系医院，安排我叔的手术。父亲说他一辈子很少掉泪，但在得知我叔的病情之后却多次背着人掉泪。他说，我就这么一个弟弟。当我叔1982年秋冬之际生命垂危的时候，父亲又在回晋城的吉普车上不停地掉泪。当我叔去世之后，父亲却说我想大哭一场，但又不能哭，他得强忍悲痛把我叔的丧事办好，不能影响我婶的身体。

　　办完我叔的丧事从晋城回到新乡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每天就像丢了魂似的，经常咳声叹气，并说，我再也见不到弟弟了。当我婶母1993年去世时，父亲又是在极其悲痛中操办丧事，并亲自参加下葬仪式。他说，你叔你婶的丧事我亲自操办，才能善始善终，不留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