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高价彩礼” 呼唤传统婚礼道德精神回归

　　作者：周志宏 稿源：时评界 编辑：洪小兵

　　今年春节过后，踏上返岗归途，来自中部地区农村的王先生内心有些焦虑：年过30的他又被家里催婚了。“在老家，我确实是大龄青年了，可现在找对象、结婚也没那么容易。”王先生坦言，在当地，男方打算结婚，一般要备好房、车，还要出一笔彩礼。彩礼金额大致20万元，全部加起来至少六七十万元。王先生算了一笔账：每月打工挣6000多元，一年存下三四万元。如果仅靠自己打工，很难在短期内攒够这笔费用。(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27日)

　　生在北方某县城的小刘面临和王先生类似的烦恼。在小刘的家乡，彩礼数也在20万元上下，但当地很多人家有攀比心理。“对男方来说，如果谁家彩礼少，很没有面子;对女方而言，彩礼越高，就觉得嫁的闺女越厉害。”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彩礼超“行情”的情况并不少见。

　　很长一个时期，一些地方的彩礼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越是偏远山区彩礼越高的怪象。个别地区还流行“万紫千红一片绿”、“三斤三两”的说法。所谓“万紫千红一片绿”，是指1万张5元钞票、1000张100元钞票和1张50元钞票;而所谓“三斤三两”，则是指三斤三两的100元钞票。怪吓人的。

　　作为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婚俗礼仪，彩礼有一定合理性，但“高价”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高价彩礼不仅让“礼”变了味。而且很可能使部分农村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返贫”，进而产生家庭纠纷和代际矛盾，给社会徒增不稳定因素。

　　有专家认为，“婚礼是一件严肃的事，高价彩礼把这层含义冲淡了。”指出：“这是一种陋俗，也是对人的不尊重，与传统婚礼内含相悖。”可谓直指问题要害。“婚礼”之“礼”，该是让人们对结婚有敬重之心，认真对待婚姻。而绝非肆意抬高“礼”价。有些人认为，“彩礼是女儿身价的标志，彩礼要得少会让人笑话”，这首先是个思想观念问题。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好面子、随大流”是索要高价彩礼的第一原因。还有，“媒婆”等婚姻中介从彩礼中“抽成”也助推了彩礼金额的不断“走高”。据了解，在有些地方，一些职业媒人为赚取中介费，怂恿女方父母索要“服装购置费”、“离娘钱”、“菜水钱”等，并从高价彩礼中抽成10%甚至更多。这些问题不妥善、有效解决，始终会是高价彩礼的一个“梗”。

　　近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次点名“高价彩礼”，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推动婚俗改革实验区建设，“低彩礼”“零彩礼”悄然成风，高价彩礼得到一定遏制，群众在婚嫁中的支出负担明显减轻，摒弃婚嫁陋俗正成为更多人的共识与行动。

　　前不久，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这是中央一号文件5年内第4次点名“高价彩礼”。近年来，各地根据中央精神，对彩礼“限高”。据媒体报道，2021年4月至今年1月，河北河间市共办理新婚登记4726对，其中“低彩礼”“零彩礼”占比88%;河南宁陵等地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山东沂水县杨庄镇提倡不要彩礼或少要彩礼，一般不超过1万元，等等。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落地实施，高价彩礼在部分地区得到抑制，婚事花费也大幅降低，“好声音”接二连三，“低彩礼”、“零彩礼”渐成新风，让人如沐春风。

　　但也必须看到，高价彩礼在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已然反映为高价彩礼“降温”，为爱“减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建立治理高价彩礼的长效机制。

　　传统与现实都在告诫我们，对高价彩礼的治理是综合性的，需要政府部门及社会多个方面密切配合、综合施策，既要从婚宴、彩礼金额的规定性政策入手，也要在促进家庭和谐、保护女性权益、树立正确的奋斗观与爱情观上下功夫。要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培树一批群众身边自觉抵制高价彩礼的家庭典型，并大力宣扬“不要彩礼要幸福”“婚后共同奋斗”的婚恋观，形成抵制高价彩礼的强大舆论氛围。与此同时，不妨从各地实际出发，制订一些具体约束性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通过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探寻有效的解决途径。一方面，要优化服务举措，完善相关激励机制。为“低彩礼”、“零彩礼”者提供集体婚礼、免费体检、创业担保贷款等暖心支持服务。一方面要全面推进人们对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让 “低彩礼”“零彩礼”蔚然成风，亟需在呼唤传统婚礼道德精神的回归上做文章、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