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喜林：父亲和我姐抬着一头猪到河南买红薯片

　　作者：郭喜林 稿源：时评界 编辑：洪小兵

　　那是上世纪的1970年，我们家在春夏之交闹饥荒。母亲在胳肘窝里夹着葫芦瓢东家进，西家出，这家不行，那家去，不知要挨家挨户哀求多少人才能借到一瓢米面，以便给我哥做饭，让他到生产队地里干活挣工分。家里的其他五口人只能忍饥挨饿，这样的日子已经好几天了。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和母亲只好决定把饲养的一头小母猪卖了，到河南有熟人的地方买一些便宜的干红薯片回来度饥荒。

　　我们家养的那头小母猪才四个多月，大概有五六十斤重。由于我们老家太穷，找不到买家，所以只好抬着那头猪到河南碰运气。家里一分钱都没有，只能靠这头猪度过饥荒。我哥说他受不了河南的热天，我那时还小，正在上小学，我姐小学毕业就当农民了。我姐主动说，由她和父亲抬着那头猪到河南买干红薯片。

　　就这样，在一个漆黑的半夜，父亲让我从被窝里起来到猪圈里逮猪。我跳到猪圈里，拱到猪舍洞里拽住猪后腿往外拖。父亲赶快用绳子把猪的四条腿捆住，为了不让猪在村子里乱叫，又用麻绳捆住了猪嘴。出村之后才把猪嘴上的麻绳解开了。

　　我姐长这么大没有出过远门，这次却要和父亲抬着一头猪步行一百多里崎岖山路，到河南买干红薯片，不再让家人忍饥挨饿。我姐虽然比我大几岁，但她毕竟是女的，个子也不算高，抬一头猪在大深山里的羊肠小道上步行一百多里，实属不易。而且，听父亲说，干旱季节，一路上连一口凉水都喝不上;而且，我更担心的是，我姐患有眩晕症，万一在陡峭的山崖之处犯病怎么办?然而，我的种种担心已经没有用了。天明之后，我姐和父亲抬着那一头猪已经走出去五六十里路了。

　　事后听父亲说，我姐一路上表现相当不错，父亲一再问她累不累，她都说不累。说歇一歇再赶路，我姐说不用休息。但是，父亲还是心疼女儿的身体，一百多里的路休息了两次。而且，在山坡上找到了微小的山泉水，父女两个俯下身子喝过水之后继续赶路。能找到水喝，在干旱季节是很幸运的。

　　我姐和父亲的行走路线是土河公社东土河村，路径王庄口、东谷坨口、东庄口，衙道公社的蓄粮掌村、时间村、刘坪村、圪节底村，然后在大山里一直沿着干河滩来回绕道行驶，到了河南管辖境内，在干河滩北岸有几户人家门口用劈柴烧着地锅做饭。这是我后来亲身体验时才知道的，我亲身体验买干红薯片走这条山路走了好几趟。其中，和父亲有两次。那时，我才13岁，个子矮小。但是，一路上不会连累大人。

　　按照母亲估计的时间，我和母亲步行到衙道公社的刘坪村去接我姐和父亲。到刘坪村之后，我们等了一会，就看到了我姐挑着两个面口袋的红薯片过来了。于是，我赶快跑过去接替姐姐的担子。我姐说，她不累。我姐挑的干红薯片有五十来斤，走了不多远，我姐问我，你饿不饿?我说，看到你和爸爸挑回来的红薯片就不饿了。我姐说，面口袋里还有几个白面馍，你放下担子取出来吃吧，也给咱妈拿一个。我问她哪来的白面馍?她说，是父亲的老战友伯伯和大娘给的。好几家都要给白面膜做干粮，我们只拿了十来个。

　　母亲看见我姐穿的新衣服，问她：谁给你买的?我姐说，是一个叫陈作生的大伯在赶集的市场上买的。母亲说，她认识作生大伯。因为，母亲和父亲在河南沁阳县西向镇搞地下工作住了好几年，那个村子很大，五条大街，每条大街是一个生产大队，村里有一万多口人。我姐说，就是，那个村子可大了。

　　父亲说，要不是抬着那头猪找到老战友，还不知道能不能把猪卖出去，能不能买到红薯片。父亲说，万般无奈之时，他只能厚着脸皮找抗战时期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老战友帮忙。父亲说，他的老战友是我们全家人的救命恩人，咱们家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忘了这些救命恩人。父亲给我们子女们说过多次，他去西向镇找老战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有好几次都是身无分文，老战友没有让他空跑和失望。而且，每次都让他两个肩膀挑不动。哪家都想让他多挑一些回家。父亲说，这才是患难之交。父亲说，每一次老战友都说，他是西向镇人民的恩人，帮助西向镇人民的恩人理所应当。

　　1978年，父亲冤案平反之后，父亲在西向镇的几个老战友都来新乡看望他。而且，父亲也多次到西向镇看望那些生死之交的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