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泉：我想起了聊城的“老炮儿”

　　作者：张洪泉　稿源：时评界　编辑：洪小兵

　　好久没完整的看一部电影了，一是没那么长的时间，二是没有感兴趣且让我愿意看完的。前天晚上，忙完事已经九点多了。躺在床上，看到了《老炮儿》这个电影，突然有了要认真看完一部电影的冲动，两个多小时，等我看完时候已11点多了。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其实情节很简单，六爷的儿子划伤了官二代的豪车，对方要10万，本来钱准备好了，但六爷的一个兄弟却自己用传统方式给对方补漆，接着按北京老规矩双方约架。六爷意外得到官二代父辈的一个对账单，对方围殴讨要。六爷被查出梗塞严重，必须动手术，但为了践行承诺拒绝做，并将对涉及腐败的账单邮寄给中纪委，自己带着长刀赴约，结果倒在冰面上。后高官被抓。

　　这个故事简单，但是六爷身上的精气神让我感动，尤其是在冰面上摔倒再爬起，再摔倒再爬起的镜头，我落泪了，这才是老炮儿。突然想来了聊城的“老炮儿”。聊城这个地方有文化，有名人，从古到今，尽管和我没多大关系，但是一次和一个南方媒体编辑聊天，当听说我是聊城大学毕业时候，他马上肃然起敬，说聊城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傅斯年、季羡林都是聊城人。

　　对傅斯年先生有好感，是因两个事。看过一段文字，说在台湾，蒋介石带着一竿子人去机场接李宗仁，蒋介石在来回踱步，而傅斯年却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看书。还有一次，是说北大学生围胡适，傅斯年给老师解围什么的。对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是聊城人，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也去拜望过傅斯年故居。

　　季羡林先生曾是我的母校聊城大学的名誉校长，曾多次到聊城讲学，学校里有他的题词，还有一座雕像。季羡林先生去世后，我曾写过一篇《我和季羡林先生的那些事儿》，表示纪念。其实，让我第一次认识季羡林是北大开学，一个学生将行李交给一个老头，说过会就回来，结果一去半天;第二天开学典礼上，才发现这个老头居然是台上讲话的季羡林。再一个就是看了季先生《留德十年》中关于不砍做记号树的那篇稿子，让我知道了一个地方规则的重要。

　　日常上班，我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步行，一种是开车，一种是坐4路公交车。在2014年买车前，我坐4路车已经4、5年，每次上车，驾驶员就微笑着说：“欢迎乘车。”我就回复一句：“谢谢。”久而久之，4路车驾驶员和我都很熟悉了。一次下班，刚上了4路车，门也关闭了，一摸兜儿，坏了，洗衣服忘记把钱放回了。驾驶员看后微笑着说：“没事，我给你拿着两块”。随手从兜里摸出两块，投进票箱里。

　　其实，和气、干事踏实、相互尊重、不亢不卑，是聊城人的老炮儿。更多的聊城人传承了这些优秀的品质，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发扬并让聊城的“老炮儿”闪烁着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