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了42年的道歉

　　作者：郭喜林 稿源：时评界 编辑：洪小兵

　　当时的我，的确是年幼无知，是我错怪了深深爱着我的班主任——张恒学老师。现在想起来，深感懊悔。

　　记得，那是发生在我上初中一年级的一件事。初夏刚刚到来，同学们大多没有午休习惯，吃过午饭，同学们稀稀拉拉就有人往学校去。有天中午，天热一点，我却第一次第一个来到教室，预习下午的功课。不一会，同学小东风也到了教室。他早早来这里，目的是想多玩一会。因为他比较厌烦学习，于是在教室的墙角里翻开扫把找到篮球，便在教室里“砰，砰，砰”打起了篮球。

　　时候不大，只听“啪啦”一声巨响 ，失去控制的篮球把教室的两块窗玻璃打烂了。由于我已养成了在乱中取静的学习习惯，也就只管继续看书，根本没有理会小东风同学玩篮球让玻璃破碎的事儿。不过，当时说来也怪，一向比较淘气的他在玻璃巨响之后，竟然一声不吭地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

　　我想，这样也好，自己闯了祸总算能够让教室里安静一会。因为他家是贫农，他母亲和他二姐是全公社的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经常在全公社的每个行政村背诵《毛主席语录》里的那些语录，并向大家畅谈学习心得体会。而且，讲得很好。我认为，人家是“红色革命家庭”，我是“五类分子”右派子弟。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我这个当学习委员的班干部也不想多管闲事。他弄打玻璃，按规定损坏东西赔偿便是。再说，还有班主任老师呢，与我何干?

　　然而，让我出乎意料和不理解的是，下午快上课的前夕不知哪位同学将此事报告了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非但没有先将小东风同学叫去批评，反倒把我先叫去狠狠批评一顿不说，还让我加倍赔偿弄打的玻璃，让我写出深刻检查。理由是我是班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同学违反规定在教室打篮球不加制止，不向老师报告。因此，要承担连带责任。

　　我不怕自己有三条“罪状”，就怕加倍赔偿那两块玻璃。成本价一块玻璃四毛钱，两块要我赔偿一块六毛钱，我回到家里哪敢向父母说?况且那玻璃又不是我弄打的，凭什么要我来承担赔偿责任?为什么损坏玻璃的同学是照价赔偿?我这“狗屁”班干部分文不值，竟然让我赔一块六!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我家里没钱，还天天吃着没盐的饭呢!于是越想越生气，干脆在当天晚自习快要结束时，我分别到每一位任课老师那里把上交的同学作业本都要回来，分发给同学。下课时，我在班里告诉同学：“我太冤枉，这学我不上了。同学们，再见!”

　　后来，我三天没上学的事，张老师告诉了我的一个本家哥。贞根哥找我问清事由后，他说：“这算多大点委屈?明天就去上学!人家张老师都是为你好啊，老弟!”我反问：“不是我打的玻璃，让我加倍赔偿还是为我好!这是什么理?”我哥说：“你不懂，这是培养你的责任心啊!”由于我们家特别穷，我当时根本没考虑什么责任不责任，就觉得加倍赔偿一块六毛钱是对自己莫大的“侮辱”。

　　经过我哥的好言相劝，我在停课后的第五天又回到了那个有点陌生的课堂。尽管我离开课堂没有和任何一位任课老师打过招呼，可老师们却没有人冷落我，这倒让我感到有一些愧疚。我心里固然不痛快，并一再埋怨张老师偏心，总觉得自己是冤枉的。所以，当有要好的同学向我提出：“去吧，去向张老师道个歉。张老师一向器重你。”我却直到1975年初中毕业都没有向张老师说一声“对不起”，我始终觉得“真理”应该站在我这边。

　　我初中毕业后，由于父亲是“右派”的家庭背景，老家村干部不让我上高中。于是，我成了背着太阳修理地球的农民。

　　自从当了农民，整天干着累死人的重活，才格外地想在学校学习是多么地幸福。当自己从思想上想通了，想给张老师道个歉的时候，张老师已调离了我的母校土河中学。

　　从1975年元月离开学校，在地里劳动了两年，放了一年牛，拉了一年大平车，到1978年父亲得到平反，我都没有见到张老师。我想他，真的是从心里想他。1979年11月13日，我家从山西晋城遣返河南新乡，恐怕就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张老师了。这是我在思想认识上的一种过错，会让我错过人生的拐点吗?我始终有点纳闷，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愧疚。

　　不过还好，1982年中秋前后，我在晋城城里的街上与张老师不期而遇。然而，见面后只顾得亲热，只顾得拉家常，竟然把向张老师道歉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从此一别，再也没有见过。到2016年已有34个年头了!

　　在几十年的劳动和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了责任心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实际上，我之所以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一些成绩来，关键在于我对老师的误解产生了深刻认识，在我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在心里得到了化解，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敢于担当，敢于承担责任，关键在于张老师给予我的正确引导，触及了我的思想灵魂。

　　几十年过去了，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之所以能从当一个好农民，再到当一个好工人，并当上一个称职的国有企业的行政和党委办公室主任，而且兼任了企业机关党支部书记和工会副主席，以及6个企业管体系认证的办公室主任，并荣幸成为河南省作家协会的一名业余作家，是与张老师的正确引导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人，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需要有自觉的责任心，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敢于担当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一个人如果没有责任心，他将一辈子一事无成。

　　为了能够解除我的心结，我想不管我是否能尽快见到张老师，我都要借助文字，发自内心对张老师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张老师!请您接收学生这个迟到的道歉吧，如果有机会，我会当面向您道歉。”

　　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我的成长中张老师的教导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就说我的作文吧，因为我当时写得比同学们好一点，张老师不但在课堂上拿我的作文进行讲评，而且还在初中班和高中班的作文大讲堂上进行讲评，进一步分析作文存在的优劣所在。这对于我是极大的帮助与鞭策，并促使我每一次要认真写好作文。

　　当张老师家里有事的时候，有时还让我上讲台代课，很好地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和处事不慌的心态。如果没有初中学习时打下的坚实基础，我不会在离开学校十年后的1985年参加中中国文学函授大学的学习中取得好成绩。我的散文习作《妈妈，你听我说》就不会发表在《新乡晚报》副刊，《故乡的小米》就不会入选《中国文学函授大学教材》，第二次创作的《故乡的小米》更不会选入《中国散文大系》丛书，并荣获全国散文作家征文大赛一等奖。

　　所以，我现在只有用自己的心灵来缝补过去犯下的过错，不管是否能得到张老师的原谅，我都会发自内心地对老师说：“张老师，请你接受我的道歉。真的对不起!”

　　幸运的是，2016年清明节回老家，我有机会登门拜访了张老师，并在交谈时起立向张老师鞠躬道歉。张老师却说，这事我早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次分别以后，2019年8月18日，我得到的手机微信信息却是张老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的噩耗。这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精神打击。于是，我专程回到张老师的老家晋城市南岭乡武城村为他吊唁，并写下了《沉痛悼念张恒学老师》的文章。在张老师去世三周年之际，我又写下了《张老师，我真的好想你》，以此来表达我对恩师的深切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