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良：古代帝王赦天下不赦赃官

　　作者：袁文良 稿源：时评界 编辑：时小川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彰显其“仁德行政”，常以“施恩”为名大赦天下。如在皇帝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等皇宫有重大喜庆时，皇帝常常颁布赦令，赦免一批罪犯。不过，每次大赦的范围不尽相同，有时是赦免释放一些轻罪的犯人，有时是大赦到底，连死刑犯也免罪释放。但纵观封建帝王“大赦天下”的史实，就会发现每次的“大赦天下”，却未曾赦免贪官污吏。

　　据史料记载，唐王朝下诏大赦天下在中国历史上最为频繁。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国力强盛，四夷臣服，农业丰收，一斗米价仅三、四钱，百姓安居乐业，外户不闭，西北各族君长请推唐太宗为“天可汗”。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唐太宗李世民便下诏大赦天下，规定不论罪恶轻重，包括死罪在内均予以赦免。但赦令中却特别申明：“官吏枉法受财罪犯不在赦之列”。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雨水不断，多地成灾，西戎趁机又屡扰边境，太上皇高祖李渊又因病而亡，令太宗李世民焦头烂额。静下心思考，唐太宗认为所有这一切皆起因“德泽未遍”，于是再次下诏大赦，凡在押犯人无论轻重全部无罪释放，但仍然强调“不赦赃官”。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世民逝世后，高宗李治即位。李治仁厚无能，上朝不能决大事，必待宰相提出意见后，他才能表示自己的意见。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宗李治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五年后，高宗李治正式下诏，宣布朝廷大政由皇后武则天处置。弘道元年(公元684年)，高宗去世，中宗李显即位，武则天临朝称制。仅仅一个月，武则天便废李显，立四子李旦为皇帝，自己继续临朝称制。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末，300多名囚犯在监狱墙上伪造了“圣人迹”。到半夜，这些囚犯一起大叫，内使推问，这些人道：“昨夜有圣人见，身长三尺，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怕惧。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内使便点燃火把照看，果然见墙上有巨大的足迹。于是报告武则天，武则天认为此乃“祥瑞”，便于第二年初颁诏改年号“大足”，并下令大赦天下，但明确规定“其犯十恶、官人枉法受财、监临主守自盗……及常赦所不免者，并不在赦例。”把贪赃枉法、监守自盗、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官员大吏，与世人从来不容的“十恶不赦”者同等看待，仍然坚持不赦免贪官。

　　延和元年(公元712年)，睿宗李旦让位于玄宗李隆基。29岁的玄宗即位后，即将年号改为“开元”，表明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同时颁诏大赦天下，规定凡流放以下罪犯均予以赦免，但唯“犯赃贿、十恶大罪者不予赦”。随后，玄宗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积极寻求抚民安邦、稳定发展之道，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发动政治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唐朝自此由盛而衰。第二年，玄宗李隆基逃往四川，肃宗李享即位于灵武，改年号“宝应”。为安定民心，挽救残局，肃宗一即位，就下诏“官吏犯枉法赃，终身勿齿。”意思是说贪官到死也不再录用。同时颁布大赦令：“天下囚徒，凡死罪者减为流放;流放罪以下者，一律赦免。但也申明“官吏贪赃枉法者不在赦之列”。

　　随后的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懿宗李漼、僖宗李儇等，也颁布过大赦令，但都强调“官吏犯赃不予赦免”。

　　宋朝时，法律明确规定“官吏贪赃为‘不赦之罪’。”宋太祖赵匡胤两次颁布赦令，但均明确规定“官吏受赃者不赦”。《宋史·杜太后传》中对此有所记载：“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为了给母亲祈福，宋太祖下令大赦天下，除犯贪赃罪和“十恶不赦”者外全部无罪释放，并且将赃官定为与“十恶杀人者”同罪。与宋朝同时存在的金王朝，世宗完颜雍对兴廉惩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颁布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吏钒赃罪，虽令赦不叙”。

　　历朝历代之所以都不赦贪官，固有前后沿袭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共识，即贪官的危害性比任何一种罪犯都大，因官吏的特殊地位、潜在能量、深远影响，故其“贪赃枉法”比其他犯罪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故而，谁都能赦免，就是贪官不能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