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良：“互联网+”不能“+”号贩子

　　作者：袁文良 稿源：时评界 编辑：洪小兵

　　2018年底，“号贩子”孙某花费3000元委托邵某针对北京某医院预约挂号系统制作了网页版和手机App版抢号软件。安装软件后，可直接登录北京某医院网站，医院每天放号后，孙某能同时为多人预约挂号。2019年3月至5月，孙某通过两款抢号软件成功预约挂号530个。日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2年，判处邵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新华网8月28日)

　　挂不上号一直是困扰患者就医的老大难问题，优质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导致号贩子群体的产生。针对这一问题，全国各地的大中型医院都实行了全面预约挂号，既挤压了号贩子的生存空间，又减去了患者的排队等候时间。然而，时间不长，不少患者却发现，在很多大医院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官方渠道抢不到的号源，却能在一些第三方的App上轻松挂上号，但必须缴纳几十甚至几百的“抢号费”。实际上，第三方的App并非解决患者挂号难的公益App，而是一个患者和号贩子的中介平台。就像孙某和邵某那样，通过“互联网+”开发制作手机App版抢号软件，在医院放号的那一刻，将多个号“抢在手里”，患者需要时便以“就医助理”的身份收取“抢号费”谋利。

　　所以，各地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一类的大医院，以及各地政府的职能部门，都应该从维护患者切身利益的高度，采用大数据技术联手对号贩子进行精准打击，绝不能让号贩子搭上“互联网+”的便车。

　　首先，从医疗机构来说，不妨采用“互联网+”技术对在线预约挂号系统进行升级，以随机放号的方法让号贩子找不到规律，并在严格落实挂号实名制的同时，收录患者的生物识别信息，运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精确定位患者，使号贩子“抢在手里的号”也卖不出去，从源头上堵塞号贩子抢号的漏洞。

　　其次，从互联网平台来说，要切实履行好监管义务，严格审查拟上线App的发布单位、基础功能、操作引领及相关部门的批复文件等内容，如果发现其存在诱导消费者缴纳费用、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嫌疑，要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不能为了一点私利而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允许其上线运行，为其抢号提供方便。

　　再次，各级政府要针对大医院患者相对集中的实际，加大社区医疗机构建设，使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更好地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并通过人员培训、疑难重症会诊和对口支援等措施促进医疗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以解决优质医疗资源的匮乏与分布不均衡问题，实现资源互享，进而让号贩子失去抢号空间。

　　最后，从执法部门来说，可将“号贩子”及擅自开发“抢号App”的企业纳入社会诚信评价体系之中，对其进行失信惩戒和法律制裁，真正发挥失信惩戒机制的和法律的震慑作用。同时，对那些履行把关审查责任不到位甚至根本不审查、给钱就让上线的平台也依法予以关停，并追究平台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从而阻断“抢号App”的上线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