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良：难忘儿时的“话匣子”

　　作者：袁文良 稿源：时评界 编辑：洪小兵

　　每当看到老人们口袋里装着袖珍收音机，一边散步一边听着新闻或歌曲，我就会想起儿时老爸的那台“话匣子”。而当时农村人所说的“话匣子”就是现在普普通通的收音机。

　　1962年，国家财政困难，对公职人员和市民户实行压缩。老爸原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积极响应号召，自此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如今，老爸虽然已去世十几年，但他对我和姐妹的教诲却始终鸣响在耳畔：生活上不要铺张浪费，一定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

　　记得我刚上小学时，村北头宋爷爷那位在县里当工人的儿子为其买回一只“话匣子”，闲暇时宋爷爷就会半闭着眼睛去听。听说“话匣子”可以按时播报天气预报，还按时播讲长篇小说、长篇评书、革命歌曲、现代京剧等，我便于每天下午放学后，便与同班宋爷爷的小孙子一起匆忙喝到宋爷爷家，一起爬在土炕上，和宋爷爷一道或听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或听曹灿播讲的《铁道游击队》，有时也听上几段京剧，或是听一会《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尤其是在听京剧时，宋爷爷还会闭着眼睛、晃着脑袋哼出戏词来，我和宋爷爷的孙子则用嘴“敲打”出鼓点。

　　有一天听完“话匣子”从宋爷爷家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我被浇成了“落汤鸡”。老爸看着湿漉漉的我，用毛巾为我擦拭身上的雨水，意味深长地对老妈说，孩子都8岁了，也该是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原来，老爸和老妈订婚时，承诺给老妈买一件礼物——话匣子，但直到结婚有了我也没有兑现。那个年代，男方娶媳妇的嫁妆讲究“三转一响”，“三转”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响”即是“话匣子”。老爸与老妈结婚时却只有自行车、缝纫机“两转”，因为干农活手表用途不大，加之那时家里较穷，另一转的“手表”也就免了，而对于“一响”的“话匣子”，老爸只厚着脸皮向老妈承诺结婚后挣钱再买了。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吃过早饭，老爸骑车带着我来到县城，在百货大楼的柜台前，老爸从怀里摸出一个褶皱的小包，一层一层地打开，拿出攒了好几年的钱买了一台“莺歌”牌的“话匣子”，在售货员阿姨的指导下调了又调，拧了又拧，才满心欢喜地让售货员阿姨包好，斜挂在身上。回到家里，如获珍宝的取出来放在柜子上，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开关，调到适当的音量。老妈看着“话匣子”，听着里边放出的歌曲，真是个喜极而泣，而我更是手舞足蹈了。

　　有一天下午放学，我到地里去找老爸老妈，看见老爸把“话匣子”放在铺了几层草纸的地上，一边干着农活，一边听着里面播放的戏曲，还时不时的跟着哼上几句。休息时，老爸卷上一支土烟，点燃后猛吸了几口，随后吐出个大大的烟圈，跟着话匣子又敞开嗓子开唱了起来，而老妈也不闲着，陪着老爸一起唱起了陕北民歌《夫妻识字》：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放光明。什嘛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的清……

　　如今，自己已经步入了退休干部行列，那种老式“话匣子”也早已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家里现有的一部收音机也显得更加小巧精致，其功能也更加丰富。但承载了老爸无限欢乐、陪伴我快乐童年的“话匣子”，仍时不时地出现在记忆中，它记录并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和人民生活获得感、幸福感的提高。